“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不是绝对的“舶来品”，虽然繁盛于近代，但若要追溯其起源，中国古代亦不乏前例。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栗，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使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悦乎游，民足乎食。”这便是以工代赈的起源，虽然当时的“以工代赈”还只是停留在帮助受助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救助的层面上，并没有考虑到通过一定的工程建设改变受助者的生存环境，使其获得更加长远的自助发展，但从中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萌芽。
齐桓公时，管子曾向百姓提供借贷的救助思想，即以通过向百姓借贷食物、种子、土地实现百姓的自助生产，管子曰：“民之无本，贷之圃疆”，亦日：“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这种通过向受助者借贷必要的生产要素帮助受助者恢复生产的救助方式，后世被称之为“农赈”，为历代加以继承并不断发展。可见，“农赈”为受助者创造了一定的生产条件，使受助者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从而使受助者能够做到自力更生，这已明显带有“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宋代黄震改革慈幼之政时，做到了从长远考虑受助者日后的生计问题，并提出使其自立谋生的积极救济法，即使受助者学习一定的技艺，以便将来能够自养，据《黄氏日抄》记载：“今仰店铺有人欲收为使唤，或买卖有欲收为过买，及恐有宗族亲旧自欲收录，或民间欲收养为子。并仰经坊长求四邻保明申上，本司当并此儿一年合支钱米作一项给付收录之家，使之早有归着。各自习学道业，求长久活路。”这便是中国本土化的“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但早期的“教养兼施”只是停留在技能的培训，仅仅满足受助者求生之路的低层次要求，而且仅被少数慈善机构所接受。
虽然“助人自助”的思想在中国早有出现，但还只是停留在片面化和非系统化的初始阶段，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西方思想的不断传人“助人白助”的慈善理念开始逐成长起来。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列强的不断入侵、社会结构的变迁加之天灾人祸不断，以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仅凭善心去从事慈善事业在数量上和水准上都不足以达到社会的要求；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帷幕，西方慈善事业的引入在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样，在中国社会内部要素和西方慈善事业“示范效应”的叠加下近代中国“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应运而生，开始了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进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冯桂芬避居至上海，使他得到了一段与西人接触和大量阅读了西方书籍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期间冯桂芬所作的《校邻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其中《收贫民议》一文介绍了西方教养贫民的办法：“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人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日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因以上方法的实施使得荷兰达到了“只是国无游民，无饥民”的良好效果。同时冯桂芬提出向西方学习，普及推广“义庄”和“善堂”，设立“严教室”，专收旧家不肖子弟，“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又设立“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学有所成者，三年保释”。通过介绍西方的慈善机构，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慈善思想，通过改造中国传统的“善堂”、“义庄”，冯桂芬提出了变消极的助人方式为积极的助人方式，变“输血”为“造血”。与此同时，冯桂芬和其次子冯芳植共同创建了苏州洗心局，将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付诸实践，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洗心局在翦金桥巷，国朝同治十年郡人冯芳植创建，旧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号舍若于间，严行禁锢。”
不难看出，冯桂芬已明确提出了在救济贫民的同时交给其一定的技艺，使其能够做到自存慈善思想，即“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慈善活动之中。这既是对西方慈善事业的学习亦是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继承与更新，自此国人开启了慈善理念近代化的历程。
